在此,痛苦交战的焦点在于:当中国开始获得繁荣与权力之后,渴望被接纳甚至奉承,内心认定中国是一个“正常国家”,但却羞愧地发现自己仍被视为徘徊在俱乐部门口的异类。 事实上,每一个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有过类似的经历。《民族主义: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》一书就说,在19世纪德意志有教养的市民内心最深处的悲痛,就是一种“无法忍受的被忽视感”,高涨的自尊带来了更折磨人的相对剥夺感。 德国历史学家鲍姆加滕在1861年曾痛心地严厉批评德国人虽然多才多艺,但“我们在政治上是个极为愚蠢的民族,严格说来是个劣等民族”,就像“每一个经历了多年政治虚弱、突然在实际上获得了权力和声望的民族”一样,狂热地“迷恋本土的一切而贬低外来的一切”——这种自大狂,正是对此前自卑的一种心理补偿。 中国近代的经历更为惨痛而复杂。因为,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“国家”,它是“天下之中”,甚至就是“天下”本身,这都意味着,它自成一个世界。正因此,毕生从事中国研究的白鲁恂(Lucian Pye)才有那句著名的断言:“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。”(China is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.)这意味着,中国从“天下”转变为“国家”,本身就是在现代转型的压力之下不得已的自我矮化,既不是自愿的,也谈不上是愉快的。 徐中约在《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:1858-1880年间的外交》中,曾梳理当时英法为主的西方,如何借助于条约、国际法知识等措施,逼迫、诱导东亚国际大家庭的家长——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家庭。所谓“国际大家庭”,现在虽然涵盖整个国际社会,但在最初仅指签订1648年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》的西欧各国。两种互不相同的体系碰撞的结果,是中国到1880年前后不情不愿加入了其中,但却仍然不时格格不入,“对于过去的怀念,产生出了一种炙热的期待甚至是强烈的确信,有朝一日中国必将变得再度强盛,重申其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”。 在此,“普通国家”具有双重意味:与原先的“天下之中”相比,这是降格;但在“文明”体系中,这却是升格。讽刺的是,这倒与很多人厌恶的日本右翼不无相通之处:这些日本右翼近些年来不断强调的一点,就是“普通国家化”,认为战后的日本未能完全独立自主,要求获得包括交战权在内的完整国家资格,获得国际社会的“平等对待”。这似乎是东亚差序格局的社会所共同面临的难题:如何学会平等地对待他人,也接受自己成为平等一员。 也就是说,在中国人的内心里,这种“合群”只是一种暂时的战术性隐忍退让,但即便是在近代国势最弱的时候,我们也从未怀疑过,中国是“大国”,也因此应当是这个俱乐部里最重要的成员之一。 作为朝贡社会那种森严等级制观念的遗产,中国人其实并不相信“国家之间无论大小,一律平等”;但与此同时,我们又认为中国没有得到与其身份地位相匹配的尊重。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,在很多人看来只有一个,那就是中国重回世界中心——这实际上意味着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。 喜剧演员Groucho Marx曾有一句著名的俏皮话:“任何一个愿意吸收我为会员的俱乐部,我都不打算参加。”这话集自嘲与自傲于一身,既暗示“愿意吸收我为会员的俱乐部”都很差,因而在别人眼里“我”也不怎么样,却又示以一种高傲的姿态,隐藏着另一半没说出来的话:“我渴望加入的,正是不愿意吸收我为会员的那种俱乐部。” 公平地说,这也指向一种“俱乐部的两重性”:“国际社会”按说是普世的,但内在隐藏的逻辑又是排他的。就像许烺光在《宗族·种姓·俱乐部》中表明的,“俱乐部”实际上是西方个人主义社会的缩影,它以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观念、契约原则为基础,满足个体对归属感的追求。就此或许可以说,“国际社会”乍看是“原基性的”(primordial),似乎每个国家生来就应是其中一员,但其实却并不是,而是双重的,其另一面是是价值观为纽带的自发认同。 这就是“与国际接轨”的逻辑:为了被接纳,我们应当作出相应调适;但另一面,这种调适又仅仅只是出于一时的工具性动机,并不意味着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,情形生变时也可能随时再度调整。其结果,就像电影《教父》系列中那位神父所说的意大利人:他们就像鹅卵石,在水里浸润了漫长的岁月,看上去外表是湿的,但敲开来一看,里面仍然都是干的。 现在,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。